科幻作品已经取代史诗，成为人类的新神话
近年来，科幻作品低门槛进入的优势为聪明的“后浪”们识破，被开发得淋漓尽致。根据阅文发布的2021科幻网文报告，国内科幻类创作者已超51万。同时，一如当年的女排和今天的电竞，恰恰是刘慈欣、郝景芳接连获得科幻小说最高国际奖项雨果奖，极大地提升了科幻作品在国内的江湖地位。
《北大金融评论》副总编辑本力从《基地》《三体》《宇宙跃迁者》等经典科幻作品的表现形式出发，论述了科幻作品中的道德叙事。他认为，正如经典的诗歌提供大量的超时空表达和普世的文化思考，科幻小说对当代文明的影响也值得重新审视。科幻作品的道德叙事因为与科学与梦幻同时紧密相连，其影响更具有时代特点和道德激情。对于人类面临的重大道德困境，科幻作品不仅发挥了传统文学、影视作品的批判、劝诫和共情效果，更是起到了思想实验的作用。
本文即将刊登于《北大金融评论》第10期随笔栏目。
一提到科幻作品，我总会首先想起库尔特·冯内古特——这是一位不太为国人熟知的科幻小说家，他的《五号屠场》《猫的摇篮》等代表作近年才被逐步引进国内。当然，库尔特·冯内古特也被誉为美国黑色幽默文学的代表人，至少他首先是因为幽默而不是科幻吸引我，而且还是因为幽了科幻作品一默。
冯内古特在短篇小说集《欢迎来到猴子馆》的序言中写道:“我以前在通用电气公司的公关部工作，后来成了自由职业作家，写的是所谓‘光鲜杂志上的虚构作品’，许多是科幻小说。”而促使他从PR这个很有前途的职业转型到写科幻小说的原因，据说是：“那个问题我已经问过一个大学教授了。当时他正要钻进他的奔驰 300SL 超能轿车。他向我保证，公关人员和光鲜杂志作者同样邪恶，都为了钱毁掉真理。我问他，最低等的小说是什么，他告诉我：‘科幻小说。’”
记得王朔曾经说过，他是因为从部队复员后没有太合适的工作，而写小说不需要太多技能，只需要认点字，就进入这个低门槛行业的。看来他还是太图省事了，如果也咨询一下这么靠谱的大学教授，说不定中国又多了一位雨果奖得主。
好在门槛低和受尊重并非此消彼长的关系。近年来，科幻作品低门槛进入的优势为聪明的“后浪”们识破，被开发得淋漓尽致。根据阅文发布的2021科幻网文报告，国内科幻类创作者已超51万。同时，一如当年的女排和今天的电竞，恰恰是刘慈欣、郝景芳接连获得科幻小说最高国际奖项雨果奖，极大地提升了科幻作品在国内的江湖地位。
况且，在这个无比崇尚商业成功的时代，科幻作品的赚钱效应也进一步为其社会影响力推波助澜。尤其是在2019年，刘慈欣的小说《流浪地球》《乡村教师》被改编成电影，使他成功收获了70亿元的票房，成为在中国目前上映的电影中，票房最好的作家。而在猫眼“原著作者票房榜”中，当年排在第二名的作家是《西游记》作者吴承恩，屈居刘慈欣之后。
然而，在我看来，上述这些事关科幻作品大行其道的事实和逻辑恐怕仍然只是表象。正如经典的诗歌提供大量的超时空表达和普世的文化思考，科幻小说对当代文明的影响也值得重新审视。许多人不知道被经常引用的“没有人是一座孤岛”这句话，正是“玄学派诗人”约翰·邓恩一首诗歌的标题。英国诗人狄兰·托马斯写的那句诗，“不要温和地走进那良夜”也在《星际穿越》中反复出现。但当下更为人熟知的“我的征途是星辰大海”，其出处是日本作家田中芳树的历史科幻小说《银河英雄传说》。
表面看起来，诗歌和科幻是两种大相径庭的表达形式，但为什么都能脍炙人口、直入人心？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它们都具备道德叙事的巨大空间和无限可能性。其实，无论是诗歌还是科幻，背后的矛盾冲突和根本问题几乎都可以归到人类的道德冲突上来。
在希腊悲剧和哲学诞生之前的数个世纪里，命运、善与恶的问题始终就萦绕在诗人们的心灵深处。比《荷马史诗》和《圣经》更早的人类最早史诗《吉尔伽美什史诗》是用楔形文字记录的，讲述了吉尔伽美什从令人憎恨的冷酷暴君到投身于蛮荒的冒险历程。根据捷克经济学家托马斯·赛德拉切克的考证，这部史诗为马克思提供了很大灵感和道德激情，并将其作为一个绝好的史前例证，用以说明个人遭受的剥削，以及与家人和自身之间的隔阂。同样，“没有人是一座孤岛”对于善待他人如己，“不要温和地走进那良夜”对于衰老和弱势者“主人道德”的觉醒，都起到唤醒了人们内心深处作为人的共情和道德直觉的作用，这些伟大的诗句一次次激发了人类的道德信念。
相比而言，科幻作品的道德叙事因为与科学与梦幻同时紧密相连，其影响更具有时代特点和道德激情。经济学家布拉德·德隆在为《星际迷航经济学：科幻经济学和未来世界》写的序中说，在某种意义上，最深刻的思维，即最深沉的梦，是由科幻作品创造的。因为科幻作家和爱好者清楚地知道，他们正沉溺于整个人类的梦幻。埃隆·马斯克、理查德·布兰森、杰夫·贝佐斯在不同场合都提到过科幻作品对他们人生的深刻影响，他们积极发展太空科技，投身于火箭发射、火星移民、太空旅行，这既是发展科技，更是实现梦幻。科幻作品成就了无数人类探索未知和自我拯救的道德叙事，“我的征途是星辰大海”正是其中的一种经典化表达。
坎贝尔说，神话是人类集体的梦境，梦境是人类个体的神话。毋庸置疑，科幻作品已经取代史诗，成为人类的新神话。
这种新神话的兴起，我想可能与科幻作品的一个特质有关，即其可以打破时空边界，将历史与未来结合起来。我看过的第一部科幻小说是倪匡的《异宝》，这本书让自小热爱历史的我大开眼界。洛阳铲的完整用法和“探骊得珠”这个成语都是从这本书里学习到的。该书当时吸引我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我们家就在小说所描述的秦始皇的势力范围内。附近还有秦阿房宫在地表的唯一遗迹——始皇上天台，我们徒步20分就能找到。在幼年时期，我也多次目睹过附近的现场文物发掘，尤其对那些昭示着宫殿宏大气势巨型陶制排水管道和硕大的地砖留下了深刻印象。
郝景芳的新作《宇宙跃迁者》表面上看似乎是与《异宝》类似的题材，但这部仍然是从西安和秦陵开始写起的科幻小说提出了一个似曾相识但略有不同的假说：外星人曾多次干预地球文明发展，而获得外星人干预的文明，能迅速成为文明霸主，科技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比如古埃及、商周和秦帝国，其代表是金字塔、青铜器、秦陵。但按照宇宙由低到高的10个文明等级，即使在这种干预下，人类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也很难突破第三个等级。表面上看这类似“李约瑟之谜”，但实际上是因为先进文明的唯我独尊、肆意掠夺使其成为遵从丛林法则的“吞噬文明”，最终会崩溃。如此说来，宇宙里也有类似王朝更迭的“历史周期律”。因此，《宇宙跃迁者》具有极强的道德叙事内核，占优者如何处理与其他落后层级的关系，与其说是解决利益冲突问题，不如说是一种类似社会生态学的实践智慧。
其实，史诗、武侠小说、科幻作品都有将历史叙事和道德叙事结合起来的传统。上世纪八十至九十年代风行的金庸武侠小说，无论是家国情怀、家族血仇，还是民族大义、江湖恩怨，以及儿女私情，将武林人物融入到历史的大时代中，但这些侠义故事最终都事关伦理道德。
然而，科幻作品与史诗、武侠小说在道德叙事上终究不同，其最大差异在于，科幻小说往往会努力超越人类对道德的认知极限。郝景芳的这部新作与刘慈欣的获奖作品《三体》有个共同特点，都是将人类文明放在整个宇宙文明中，思考其中的道德冲突和伦理困境。刘慈欣在《三体》后记中说：“如果存在外星文明，那么宇宙中有共同的道德准则吗？”他还认为：“一个零道德的宇宙文明完全可能存在，有道德的人类文明如何在这样一个宇宙中生存？”再回顾一下吴承恩《西游记》中的各种宗教训诫和道德隐喻，不难发现，这也是刘慈欣与吴承恩的共同之处。只不过是，吴承恩的作品强化了人类进化抑或驯化出来的道德的正义性、合法性，刘慈欣则表达了这个暗黑宇宙中人类道德的脆弱——这种伪善带来的脆弱和荒谬也不断出现在《流浪地球》等其他作品中。其实，前文提到的冯内古特，在短篇小说《哈里森·柏杰龙》中，也想象了类似的场景：到2081年时，人人平等终于实现，没有人能比别人聪明或好看。那些超出常人的人必须带上“精神助残收音机”，每隔二十秒接收一次尖锐的噪音，阻止聪明人滥用大脑的优势。
冯内古特对道德的担忧具有普遍意义，这就是“纯科学受到了利益的驱动而变得伪善，在道德的真空中发展”“战争与资本则让人性更快地沦丧，使道德秩序陷入混乱”，也许正是基于类似的忧虑，郝景芳的《宇宙跃迁者》对现在人们还抱有很多乐观幻想的数字货币、外太空探索都给予了悲观的预言。“最近几十年，人类太空探索的钱都在于开发太阳系，已经把月球、火星抢占了，而且把太空当成了军事竞争的主战场，所以虽然军事领域的科研经费指数上涨，但是90%都给到了太阳系探索开发和军事产业，运用宇宙学和基础物理学探索项目进展一直很缓慢。”
其实，郝景芳从来都是道德叙事的高手，她的处女作《看不见的星球》就是用说谎的星球来反思“诚信”这一人类最基本的道德信条。《北京折叠》更是直击全球收入不平等和阶层割裂趋势带来的现实道德问题。作为一位经济学博士，郝景芳的道德叙事还有来自经济学以及功利主义伦理学本身的冲突：人类的发展繁荣首先应该归功于技术和经济的进步，但人类文明最大的威胁正是以牺牲人性为代价的技术创新和经济强化。
科幻作品的道德叙事往往具有强力的批判和反思气质，这跟科幻小说的发展历史息息相关。二十世纪是人类、技术都最为强大、繁荣的时代，但是却出现了有史以来最残酷的两次世界大战、大萧条，以及核污染、生态恶化。人们对地球和人类的命运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危机。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阿西莫夫、冯内古特等科幻作品代表人物的早期小说往往写自二战、越战期间，或者以战争为题材。进而也会发现，诸多经典科幻小说与《寂静的春天》《增长的极限》等反思人类技术伦理的作品、文献也有一定相关性。
因此，在科幻作品的高级道德叙事形态中，往往会形成诸多禁忌，或者说伦理原则。正如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图腾与禁忌》认为的那样，人类的道德伦理是从禁忌开始的，科幻小说里的道德叙事也往往从禁忌开始。比如星际迷航的星联有两大绝对禁忌，最高指导原则是禁止干预其他文明。另一个绝对禁忌是用以满足自我需要的基因改善，这一点是为了保持星联社会的平衡，也保证了星联对机会平等的承诺。通过基因改进强化朱利安的能力，理查德·巴希尔蓄意破坏了星联的精英道德观念，而正是这种观念让优胜劣汰的星际迷航经济系统得以维系。近年来火爆的人工智能让阿西莫夫三定律再度走红，来自他的科幻小说《我，机器人》中的三定理已成为“机器人学”的重要内容。正是这三条道德禁忌，成为了通过伦理叙事影响真实世界道德规范的一个经典范例。对于人类面临的重大道德困境，科幻作品不仅发挥了传统文学、影视作品的批判、劝诫和共情效果，更是起到了思想实验的作用。
人类的思想实验和科学实验都是为了改变世界，但考虑到道德因素，拯救文明似乎成了更为永恒的主题。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在为阿西莫夫的《基地》一书最新版撰写的前言中就曾说过，他在幼儿时期就梦想自己是哈里·谢顿，“用描述解释人类行为的数学体系拯救文明。”但从人类的历史变迁和文明演变来看，至少是数学体系与道德体系共同作用，无数次从悬崖边上挽救了人类。细想一下，这两个方面不正是康德所说的头顶上的星空和内心崇高的道德法则吗？如此，不难发现，几乎没有任何一种作品形态，能像科幻作品这样通过道德叙事完整、精准地同时击中这两个震撼人们心灵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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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科幻作品的道德叙事
本文编辑：钟龙军